一文读懂数据库发展70年史（上）
零
1949-1979
1956年，周恩来总理亲自领导了“科学技术发展十二年规划”，标志着我国计算机事业的开始。
而那时，几乎没有人知道计算技术是怎么回事，不知道磁芯存储器，不知道集成电路，甚至没有人见过一台真正的数字计算机。
在前苏联的帮助下，相继研制出了我国第一台小型机—103机和第一台大型机—104机。之后又研制成功107、119、111、717、757等计算机。
这些遵从苏联的体系，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中苏关系破裂开始一刀切的停滞了。
中国仿制前苏联大型机
随着后来的十年动乱，中国计算机和数据库的研究基本停滞成为空白。
这也是为什么在70年代末，改革开放需要科技产品的时候，我们也没有重量级的信息技术公司诞生的原因。本身不存在这样的基础环境和人才储备。
那时候关系型数据库的概念刚刚兴起，1975年微软成立，1977年Oracle成立（70年代是美国的黄金年代）。
之前计算机还是为了单纯的计算而生，没有太多交易计算的概念。是什么让数据库的重要性提升上来了呢？
这个叫做：“OLTP”联机交易处理也称为面向交易的处理过程。也就是说，计算机不但承担的是结果的纯计算，现在要实时承担交易过程和结果记录。
这种特定的场景广泛的应用在：银行、证券、民航订票、电信计费等重要系统。
中国的银行业应该是最早应用商业计算机系统的行业（延伸阅读《激荡中国银行业信息科技四十年》）。
当中国银行史上第一台IBM3032在中国银行点亮的那一刻，就意味着，我们的整个信息技术体系都是遵循美国的技术架构和生态。（事实上，这也没什么可耻的，因为全世界的其他国家也是这样。）
白马过隙、时光荏苒，40年过去了，硬件部的部分我们早已硬了起来，不用再整机进口（虽然芯片还是软肋）；
然而软的部分，我们还是很软。所谓软的部分，卡脖子的就是：“基础软件”和“复杂行业应用”。
复杂的行业应用是指的是工业软件、ERP系统等等，这个不在我们今天讨论的范畴。而更加广泛的是基础软件。
什么是基础软件？
俗称三大件：操作系统、数据库、中间件。
操作系统在云化、容器化的时代重要性被弱化了。至于中间件，国产中间件或者开源替代用的不错。对于稍微有些技术能力的企业客户，开源中间件就能玩起来。更重要的是中间件在分布式体系下更容错了，没那么难啃。唯独数据库这个硬核，还是一样的硬而且很痛。
我们最典型的银行取款，微信、支付宝支付，其实我们背后的钱，就是在银行数据库中的一个数字。
能够保证大量的并发处理，一点儿不错，其实是个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。尤其是银行、电信、电力、航空等实时交易重要的环境中，可靠的数据库是重中之重，稳定压倒一切。
2017年2月9日，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，信软司发布了“《信息产业发展指南》解读：基础软件和工业软件”，着重描述了需要提高的基础软件和工业软件。
我们今天主要扒一扒在信息技术领域最卡脖子的“数据库”。（这里面特指最重要核心的OLTP交易型数据库）。
壹
1979-1989
Oracle早期员工，右一是创始人
1977年，劳伦斯·埃里森、鲍勃·迈纳（Bob Miner）与埃德·奥茨（Ed Oates）3人，在美国加州合资成立公司，名为软件发展实验室（Software Development Laboratories，SDL)。
这个名字怎么听都不像一个正经公司，但是第一个订单却是来自CIA，CIA给这个项目取名字叫：Project Oracle。
后来SDL因为这个项目做的比较成功吧，把公司名字也改成了Oracle，把商业公司完全交给市场，这是美帝的一剂迷幻药。
其实它一直都在挺自己的公司，想想Xspace的技术来自于NASA，Oracle第一个拿CIA的订单就知道了。政府一直都在帮助自己的本土公司。
1977年数据库年会
此时的神州大地刚刚苏醒，那时候只有数据库理论研究，而没有数据库商用产品。
同一年的11月9日，在黄山召开的第一次数据库年会。
中国有个学术组织叫“中国计算机学会”，在学会下面有34个专业委员会，那么数据库专业委会就是我国开始数据库研究的起源。
这里不得不提到两位在学术领域的重要前辈：萨师煊教授和王珊教授。
两位互为师徒关系。萨师煊教授率先在中国人民大学开设“数据库系统概论”课程，是我国数据库的“开山祖师”，国产数据库领域奠基人。
王珊老师从事数据库领域研究近40年，创办NDBC（中国数据库学术会议）等大型数据库会议交流平台，编著了中国第一部数据库教材《数据库系统概论》，相信学计算机的同学大学都学过这本教材。
两位老师都是来自于人民大学，这时候就知道为什么有个”人大金仓”了吧。
整个中国80年代的发展，具备“帕累托改进”的特质。
简单的讲，就是社会各个阶层都在变好，而不是变坏。所有的领域都刚刚苏醒，欣欣向荣，因此数据库这种重要产品需求极大。
但是当时的商业信息技术确实没什么家底，别说软件技术，就连硬件也没有办法造出来。
1979年1月1日，中美正式建交。整个80年的中国信息技术建设开始和世界开始接轨。
我们基本上属于引进的状态。这里不是说技术换市场，而是我们想发展，自己造不出来，就一定得用国际产品。
80年代初期，我们开始尝试引进 dBASE II。dBase是第一个在个人电脑上被广泛使用的单机版数据库系统，在CP/M与DOS的时期，由Ashton-Tate公司所发表。
在1980年，它最初是出现在CP/M的软件，而后被移植到Apple II与IBM PC的DOS上。这个产品在SQL时代迅速被其他产品打败。
中国80年代，自动化还没上马，信息化更是难寻踪迹。在数据库的研发和投入上，靠的是零星的科研力量和资金。
这个时期的学术和产业是脱钩的状态。学术研究的主要目的是科研和教学，产业上（银行电信等）的数据库需求全靠进口完成，快速上马。因此，产、学、研是三条平行线。
贰
1989-1999
等到了90年代初，信息技术市场环境开始不一样了。
在冯斯基十岁那年。美国有数据库产品的科技公司组团进入中国。
1989年，Oracle进入中国市场靠代理开卖Oracle，1992年甲骨文在北京设立独资公司。
1991年12月，Sybase进入中国大陆，随后投资230万美元正式设立赛贝斯软件。
1992年，IBM 正式进入中国,并启动了“发展中国”的大战略,协助中国全面开放。带来了DB2和informix。
1992年10月，Microsoft在北京设立代办处…..
这都是巧合么？
还是，这一切的背后都是有大势紧密相关
1989年-1993年是中美关系的严峻时期。
美国单方面联合西方对中国实施打压，1989年6月5日下午，美国总统布什（即老布什）宣布了三项制裁措施：
暂停中美间一切军售和商业性武器出口；
暂停中美两国间军事领导人的互访；
同意重新研究中国留美学生要求延长逗留时间的请求。
在美国的带动下，西方国家纷纷制裁中国。
那时候的中国，远比现在弱的多得多（今天贸易战，在历史上也不是第一次打了，以前是单方面被揍）。
内忧外患的时刻，邓小平同志发挥出了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国际关系处理能力。
从1989年到1991年间，邓小平曾先后会见了来访的美国重要客人，并多次同其他外国客人谈中美关系（目的是不断给华盛顿决策层带话儿）。
同时，邓小平的指导和决策下，中国政府在美国和西方的巨大压力下保持了极大的克制，继续坚持改革开放路线，将自己的主要注意力放在中国国内的发展和改革开放上
1992年春，邓小平在中国南方视察并发表谈话，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，掀起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一轮热潮。
美国大量公司、产业这时候瞄准了这个新兴市场，纷纷涌入中国。中美贸易的随后强劲增长，也为中美关系的改善提供了新的契机。
随后，开始了外资和中国市场结婚的黄金十年。
南京路的可乐雪碧
上海大世界门口
1997年1月26日，春节前夕，山姆会员商店深圳福田店
任欧莱雅集团CEO欧文中先生背后都是外企广告
1992-1997年，是外资在我国空前发展阶段。
我国的实际使用外资额从1991年的115.54亿美元快速增长到1997年的644.08亿美元，特别是在1992年邓小平“南巡”之后，FDI（外国直接投资）在一路攀升，成为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。
从1991年的43.66亿美元猛增到1997年的452.57亿美元，五年10倍！
在当时的中国政策，尤其是京、沪、广全面围绕外资企业提供优厚待遇。比如，购买外销房免个税啦，外企企业减税等政策。
那时候在外资打工，和洋大人与太君一起工作绝对是整个城市的金领，系上领带，见丈母娘提到公司名字都是倍有面子的事儿。
IBM早期加入公司的，先什么都别干，发8000元置装费，然后扔到新加坡给我培训一个月再说。
整个90年代是改革发展经济巨变的时代，外贸进出口总额突破4000亿美元大关。面对井喷的经济增长，中国的各行各业需要信息技术的支撑，软件中最硬的数据库部分，需求就全出来了。
这个时期对于信息技术的发展，核心数据库的应用主要解决的是有且能用的问题。至于是否国产、安不安全可控不是最关键的。
用国际主流产品，保障经济高速发展，不出事故不犯错，这也是领导政治上的需求。因此，在国产没有可用，外资受到追捧的年代，产品好又稳定。
不用说，不仅仅是数据库，整个信息技术核心基础软件都是在拥抱国际主流产品。在高可用系统和关键业务，Oracle和DB2成为不三的选择。跳出银行业，Oracle更是横扫市场所有产品。
中国90年代的时代红利，外资涌入、市场开放的红利一大部分也是让港、台、澳、新地区的同胞沾上了光（发财这个事还得做的早+红利）。
这里说Oracle进入中国，不能不提冯星君。这位哥们是香港出生，台湾长大的。1989年Oracle在北京还是一个办事处的时候，他就是头儿。
后来，甲骨文设立全资子公司他一直干到了1997年。
Oracle中国第一任总裁：冯星君
1989年，冯星君怀里揣着Oracle给的10万港币，只身一人住到了中关村燕山大酒店。
办完注册手续，冯星君骑着自行车在中关村兜了一圈，发现很多小公司在卖Oracle500，2500元一套，要求自己带软盘现拷，而且没有说明书。
（商业软件一般没有锁，Copyright就是一张授权纸，有了纸就是正版，没有就是盗版，你说中关村卖的是正版还是盗版？）
看到此种状况，冯星君做出了一个决定，“与其让盗版卖Oracle，倒不如我自己卖”。
在美国要卖1700美元一套的Oracle DOS版，冯星君说服了他的美国老板，准许他在中国只卖500美元。
有培训、有服务、有手册，价钱和盗版一样，只用3个月时间，冯星君就卖出了5000套，扫平了中关村的盗版。
就这样，冯星君一进中国就开始为Oracle赚钱而且获利颇丰，每年增长都在100%以上。不过根据很多故事，这位大哥离开Oracle卖掉Oracle股票的时候也很传奇。
冯星君丢失过两次赚到500万美元退休的机会，另外一次是他离开Oracle的时候，他一气之下将自己手中的7万股Oracle股票全卖掉了，他卖的时候每股28美元，隔了几个月，Oracle股票一路疯涨，一直涨到110美元。
冯星君当初如此激动地抛股票，是因为Oracle总裁埃里森两次来北京都给大家上了一课，当然这段算野史了，我们也来扒一扒：
1997年1月27日，埃里森乘专机飞临北京，冯星君通过关系安排国宾车队去接，国宾车队的车一直开到跑道上，一大队车闪着灯很威风。
机舱门开了，但人总是不出来，等了20分钟，从飞机上跳下来一个穿防弹衣的黑人保镖，他对迎接的车队说：“所有的车门全部打开，我要检查有没有炸弹。”
一边是美国来的大老板，一边是同样惹不起的国宾车队，这哥们太难受了，他忍了。
第二天，埃里森要到长城拍推广网络计算机的电视片，事前吩咐冯星君找了20个小学生参与拍摄。约好早上8点，直到9点，埃里森都不起床。
当天零下20多度，大巴没有暖气。冯星君去求埃里森：“那些小孩要冻死了。”冯星君眼泪都快流出来了，埃里森才勉强答应启程。
去了没多久，埃里森让副手打回电话给冯星君说：“埃里森挺喜欢长城，玩得挺高兴，中午就不回来了，你取消下午3点跟李鹏的会面吧。”
这哥们差点晕过去。“下午的会面不是开玩笑的，如果我2点钟看不见埃里森，我辞职，我要走了，这个责任我担不起。”
那边一听怕了，埃里森一行匆匆赶回人民大会堂，那个黑人保镖还要跟着进去，说要保护老板，吵闹得不可开交。
Larry 有个嗜好，他喜欢人等，越多人等他，他越不出现。
时至今日，根据Oracle的年报显示亚太占整个公司年收入的16%，推测的中国大陆占总收入约5%吧。
当自己没有只能买别人的时候，别人卖给你也是不一定要给你好脸色看。你讨厌我，但不能不用我，这就是刚性、卡脖子产品的力量。
整个90年代，我国自主的数据库研发也没闲着。
国家还是有投入的，主要以大学和研发机构为主，主要面向OLTP的关系型数据库，认为只要做出功能、性能、稳定合适的国产数据库就能有一定的市场，至少价格是有优势的，即便市场化不成功，作为科研教学也具有一定价值，至少申请科研经费和政府补贴。
主要受益于 “十五”期间，国家863计划设立了“数据库重大专项”。就这样轰隆隆，第一批国产数据库厂商出炉啦。